我二十岁的时候，我记得当时是1969年，大哥结了婚，家里一下子多出一个女的一个小的，本来就拥挤不堪的房子就更显得局促，加上我已经成年，在家里行走，很多事情都不方便，大嫂就开始看我不顺眼，经常在我大哥耳边打秋风，这我也不怪她，那个时候农村妇女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的，我大哥虽然向着我，但是有时候也实在没有办法。总要说我几句，于是家里总是有一股让人压抑的气氛。
磕磕碰碰在家里熬了一年，我自认为的转机就来了。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，我读书晚，当时才是初中毕业，比别人晚了三年，轮到分配，因为家里没什么关系，几乎没的选择，只有支边或者下乡两条路。我们哪里，支边大部分都是去黑龙江，下乡是去西北，因为下乡有细粮吃而且离家里近，所以选择下乡也是很热，很多干部的子女如果分配不到工厂工作，都要选择这条路。我基本上也是没戏，当时考虑了很久，我心说反正没希望，不如主动支边搞个先进，就投了建设兵团。
果然后来证明我的想法是睿智的，我是作为当地的先进份子踏上了北上的列车，补贴都比别人多了3块钱。在以后的工作中，我的这个先进份子的称号为我占了不少先机，也为我后来调到大庆油田后勤公司这一“油水机构”，打下了基础，当然这是后话，和这个故事也没有联系。
火车开了三天三夜才到达林区，（之间经过的路线我父亲记得很清楚，但是我记不起来了，以后补上）其他假设兵团大部分是到佳木斯或者九五农场（是不是这样叫的？）但是我这一批是先进部队，所谓先进就是先进到底，下了火车换上汽车就直接开往林区深处，然后转蒸汽小火车一天一夜，直接就开到中苏边境，那个地方已经是大兴安岭的核心地带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