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和我的二十多年的老友霍桑从事探案以来，所经的疑危案子，何止二三百起，其中危险的境界，和疑难的局势，不知经历了多少。例如在那黑地牢事件中，我曾遭到枪击，灰衣人案中，我又受过暴徒的猛袭，几乎丧失我的生命，而所获得的报酬，也即在这一种微妙的刺激。如果我的冒险的见解也和寻常人一般，那么我早应知难而退，即使我为着服务社会的责任心所驱使，也尽可另寻途径，又何必有时竟放弃了固有的职业——著作生活——而跟着霍桑去干那非职业的冒险勾当呢？
这一件案子在我的日记之中，也可算是一件有数的疑案。那案子迷离曲折，当时我身处其境——事实上我也曾充任主角的一分子——仿佛陷进了五里雾中，几乎连霍桑也无从着手。并且这里面因着性质的幽秘诡奇，还有一种恐怖的印象，至今还深镌在我的脑中。不过在这案子的开端，却又似带些儿滑稽意味。从这滑稽的僵局上观测，谁也料不到那结局会如此严重。
那是七月三日——夏令气候最炎热的一天。寒暑表上升到九十六度。清早时红灼的日光，已显露出酷热的威吓，连凤姊姊也躲得影踪全无。干燥的空气，使人感觉得呼吸的短促，几乎有窒息之势。我每逢夏天，总在清晨时工作，中午以后便辍笔休息。可是这一天清晨时既已如此炎热，我的规定的工作，也不能不暂时破例。我趁这空儿，别了我妻子佩芹，到爱文路去访问霍桑。想不到这一次寻常的造访，无意中又使我参预了这一件惊人的疑案，同时使我的日记中增添了一种有趣的资料。
我到霍桑寓里的时候，还只七点一刻。霍桑已从规定的清晨散步回来——这种散步工作，他在二十多年以来，无论寒暑风雨，从来不曾间断过。我踏进他的办公室时，他正坐在靠窗的那张铺着蔑席的藤椅上。他上身穿一件细夏布翻领的短袖衬衫，下身穿一条山东土产的府绸西装裤，足上已换上了一双细草织成的拖鞋。那藤椅的边上，堆了好几本书，堆叠得不十分整齐，藤椅旁的地板上，另有一把蒲扇——关于这蒲扇，他曾发表过一番借此活动肢体的哲学见解的——和一只玻璃杯子，杯子里还有些剩余的牛乳滴，分明他的简单的早餐也已完毕了。
